导演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科波拉出身演艺世家，师从导演父亲。她的作品以画面美丽、关注女性闻名。她的最新作品《普瑞希拉》（Priscilla）于2023年底上映。《时代》评价，科波拉“不断地将自己感同身受的目光和独特的审美投射到女性生活的夹缝中”。在男性主导的好莱坞，科波拉用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原创故事成了特例。

  如果好莱坞有王室，索菲亚·科波拉就是公主。英国《卫报》称她为“电影皇族”。还未满月，她就在父亲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电影《教父》中扮演黑帮科里昂家族刚出生的新成员。弗朗西斯·科波拉被称为好莱坞最成功的导演之一，女儿科波拉可以邀请好莱坞老牌明星上镜、在好莱坞最昂贵的酒店内取景，“因为她年轻时是常客，甚至拥有酒店泳池的私人钥匙”。许多出身演艺世家的女性选择当演员，但科波拉一心跟随父亲的脚步做导演。《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处女之死》（The Virgin Suicides）、《绝代艳后》（Marie Antoinette ），如果“导演”这个工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黑色鸭舌帽、工装裤、坐在高脚椅上拿着对讲机不耐烦地大声吼叫，那么科波拉几乎就是它的反面。她打扮简单时髦，爱穿香奈儿，说话冷静温柔，纤细、柔软、女性化。科波拉的作品正是这种气质的外延。她的全部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在导演这个女性视角不断被贬低的行业里，女导演必须像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那样拍风格强硬的作品，好在‘男人的地盘上验证自己’。”《卫报》评价，科波拉是导演中的特例，“她的电影很精致，从不掩饰对时尚、花卉、温柔女性美的兴趣，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2024年4月，科波拉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她的最新作品《普瑞希拉》（Priscilla）于2023年底上映。“她不断地将自己感同身受的目光和独特的审美投射到女性生活的夹缝中。”《时代》写道，“作为导演，她有优雅的领导风格，这种风格之下是一种灵巧和沉静的决心。她的电影有一种令人心痛的美丽和明确无误的连贯性。”

  要开始新项目，有的导演从撰写剧本开始，有的导演从融资签约开始，而科波拉从剪贴簿开始。她在2024年最新出版的图片自传中说，自己的每部作品都从搜集大量图像起步，她必须先看到画面，再决定故事该如何写。《绝代艳后》是艳丽的马卡龙配色，《迷失东京》是失意中年人的黑色碰撞少女的粉色假发，《普瑞希拉》是粉色套装、猫眼妆容和蓬松头发。科波拉曾给当时的男朋友、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展示《绝代艳后》的剪贴簿，其中一页全是裹着粉色糖浆的甜甜圈。她对塔伦蒂诺解释：“我喜欢这种粉色，我希望电影里的沙发有这种感觉。”等《绝代艳后》上映时，坐在电影院里的塔伦蒂诺盯着皇后的椅子，嘴巴里几乎能尝到刚出炉甜甜圈的滋味，“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把它吃掉”。这种少女感风格让一些人批评科波拉“华而不实”——许多影评人写道，就连这种评语也显得有些不公平——导演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作品以对称、颜色浓烈、风格独特著称，“但从来没人说安德森的作品是华而不实的”。

  科波拉对媒体解释，自己对视觉的重视也许是源于她年少时梦想做杂志编辑。因为父亲弗朗西斯成功的事业，母亲埃莉诺·科波拉又是艺术家，少女科波拉在世界各地的片场中长大。她忘交作业时，老师会打趣“是忘在从奥斯卡飞回来的飞机上吗”。因为父母的职业、表兄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又是如此成功的演员，科波拉年少时“不愿意加入家族企业”。她在加州艺术学院读美术专业时，曾梦想成为一名杂志编辑，“像黛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那样的传奇艺术家”，或者做时尚摄影工作。她创办自己的刊物，分给片场工作人员，她收集摄影作品，撕下杂志页面装饰房间，“我是我们那里唯一订阅原版法国《时尚》杂志的女孩”。

  她一直怀抱编辑梦想，“直到发现拍电影结合了所有我喜欢的东西”。1999年，她编写、执导、拍摄了处女作《处女之死》：里斯本家有五个青春期的女儿，最小的女儿自杀后，父母将四个女儿关在家中，不让她们再与男孩子接触，但自杀像瘟疫一样蔓延。《金融时报》的文化评论写道，《处女之死》奠定了科波拉电影的风格基础：“梦幻、悲喜剧、女性化的美学风格”。科波拉与时尚圈关系紧密，她曾在巴黎香奈儿门店实习。她懂得发挥美术专业特长，《绝代艳后》中“皇后躺在椅子上吃蛋糕”的著名一幕就来自法国摄影师盖·伯丁（Guy Bourdin）的作品。“对我来说，装饰和画面都是影片的一部分，是故事和感情的一部分。”“我起步做导演时，父亲给了我一本诗歌大全，他说电影就是诗歌，它不需要解释，它是一种感觉。你只能去感受。”2004年，她撰写的《迷失东京》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科波拉的电影都很奢华，你可以说它们有些刻板。她作品的标志性画面之一是女主角凝视窗外，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科波拉对《纽约客》杂志解释：“我无法抗拒一个被困住的女人。”她的女主角们拥有一切，青春、美貌、财富、爱情和物质，但美丽的外壳下，这些女主角统统被困在人生的圆圈里，《处女之死》是父母的固执与性的诱惑，《迷失东京》是男女间无法跨越的横沟，《绝代艳后》是历史洪流，《牡丹花下》是战争阴影和男性的诱骗，《普瑞希拉》改编自猫王前妻普瑞希拉·普雷斯利的自传，讲述自己被“猫王妻子”光环淹没的人生故事。科波拉在《Sleek》杂志的采访中承认，《绝代艳后》与《普瑞希拉》之间有些相似之处：两个“嫁给国王的女人”，满心欢喜地进入新的人生，最终被命运吞没。“我对‘外在是美梦，内在是噩梦’的形象非常着迷。”科波拉对《Sleek》杂志说，“美丽外表下，任何一个人都在挣扎，我认为它们有普遍性。我对‘花瓶妻子’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她们是受困的女人，不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而是我见到过太多次。自传《普瑞希拉》在1980年代问世时，人们对猫王和普瑞希拉的年龄大小差距问题不屑一顾，如今人们对恋爱关系中的权力平衡有更深刻的认识，男性音乐家邀请年轻女孩到后台，今天的观众知道会发生啥事情。”

  “我从不认为拍摄文艺片是羞耻的。为年轻人制作的高质量电影并不多，大多是廉价的喜剧电影，没有深度也不好看。我无法与角色或者电影美学产生共鸣。我想塑造女性受到尊重和体贴的形象，这是我拍摄电影的动力。我想看到更多能感同身受的电影，我想看到更多有思考的电影。”科波拉在采访中说，“我知道我的观点很女性化，我也很乐于展示这一点。这世界上已经有足够多的男性观点了。我从不觉得自身一定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意见。”

  “科波拉的镜头一直对准特权阶层、名人的生活，揭露他们内心的虚无。”《金融时报》写道，“她电影中的女性生活在看似梦幻的世界里，东京的五星级酒店、凡尔赛宫，最终却发现她们被孤立在一个冰冷、陌生的世界里。当你认为物质会帮助你过上理想的生活，童话故事突然急转直下。”《普瑞希拉》打破“猫王”迷人的名气滤镜，将他描写成滥用药物、脾气暴躁、被光环折磨的偶像。猫王遗产协会在影片上映后发表相关声明，指责电影“可怕”，拒绝让科波拉用任何猫王的音乐。科波拉的回应只有一句话：“电影不是为他们拍的。”

  “也许是因为在‘阿尔法男人’身边长大，科波拉有一种坚韧的气质。”《金融时报》写道，科波拉成长于好莱坞最鼎盛的黄金年代，她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女性类型：“她的父亲是1970年代的大人物，她拥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自信。这种自信也许来自，这些男人或许没有对妻子尽心尽力，但他们为女儿付出一切。这些女儿们因此胆大、冷静。”科波拉自己在采访中也提到：“我的成长过程中，身边充满了强壮的男人，我更希望与女性紧密相连。为什么少女电影不能有美丽的摄影？为什么咱们不可以尊重女性观众？我希望电影不要那么居高临下，我一直在拍我想看的电影。”科波拉能够学会无视影评人对自己“华而不实”的批评，则是因为从父亲弗朗西斯身上学到了坚持。《纽约客》与《》都记录了这一个故事：“科波拉是看着父亲与制片厂斗智斗勇长大的。《教父》系列巨大的成功也没办法保证他能获得与野心相匹配的资金。父亲常为了独立完成项目铤而走险，把自己逼到破产或者精神边缘。科波拉从父亲那里学习了一种精神：为了钱，向高管们屈服、采用他们的主意是不值得的。”

  她也承认，这是身为“科波拉女儿”的奢侈，她所有的作品都由父亲著名的制作公司承担制作。尽管顶着“科波拉”这个姓氏，科波拉仍然要面对“傲慢的制片厂白人男高管”。2014年，科波拉曾被邀请拍摄《小美人鱼》，开会时一个男高管询问她“你想好怎么样让我保持开心吗？”科波拉当场离开了会议室，还有一些场合下，高管们在会议上大声对她喊道：“安静。”“如果我作为一个有些名气的人都难以获得资金，那么我很担心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导演们。”科波拉对《》说，她宁愿削减资金或者取消拍摄，也不愿交出作品的最终剪辑权。《普瑞希拉》开拍时最后一笔资金融资失败，科波拉被迫砍掉十天拍摄日程，“但我对此没有怨言，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抱怨”。

  “距离处女作《处女之死》已经过去25年，科波拉拍了八部电影长片，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依然是她关注的话题。”她不让两个女儿参加媒体活动，但愿意陪她们观看任何电影，“当然，我也被《冰雪奇缘》折磨过”。参加观影活动时，科波拉总是让年轻观众来向自己提问，“作为女导演，受到今天年轻观众这样的喜爱，对我来说几乎是超现实的体验。当我还是年轻人时，我受到的待遇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曾对我说没有男人会来看女人拍的电影”。25年前，《处女之死》被制片厂担忧“会导致少女自杀”、“没人会去买票”。25年后，在《普瑞希拉》的媒体宣传活动中，20岁出头的粉丝穿着印有《绝代艳后》剧照的衣服上前，另一个粉丝告诉科波拉：“我叫索菲亚，我父母从巴拿马移民来时，你的电影是他们落地后看的第一部作品，我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不断有年轻人走上前告诉科波拉，他们也想做电影人，“他们的雄心给了我很多很多希望”，科波拉对《》说。